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祖籍宋国栗邑，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早年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
他“少好礼”，自幼熟悉传统礼制，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从事儒者之业，以办理丧祭之礼为生。
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
年五十，曾一度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久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而弃官去鲁，偕弟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终未见用。
晚年回到鲁国，致力教育事业，整理《诗》《书》，删修《春秋》，以传述六艺为终身志业。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修订六经。
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长久。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被尊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圣人，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
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仁、礼、义、智、信等方面。
他认为，人们应该以仁爱为中心，尊重礼仪，遵守道德，注重教育和修养，以达到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
他强调“君子”应该具备的品德和行为规范，如忠诚、正直、谦虚、勤奋等，也提倡“以德治国”的思想。
他的教育理论包括“学以致用”、“三纲五常”等，强调教育应该以培养人的德、智、体、美为目标。
然而，对于孔子的评价，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些人批评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论过于注重礼仪和等级制度，对女性和下层阶级不够尊重和平等。
有些人认为孔子的思想过于保守，对改革和进步缺乏积极性。
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的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无法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而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行为，许多人也更加相信他是为了谋求官位，虽然尊崇孔子的人，更加相信他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行动，通过周游列国，向各国的统治者兜售自己的思想。
而他兜售的思想，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儒家的礼仪和等级制度。
总之就是一句话，孔子是在为做官而周游列国，传道只是顺带，由此得出孔子其实是个官迷。
毕竟，他在鲁国刚刚被剥夺了官职，于是就跑出鲁国去别国求官。
魏广德也是这么认为，孔子的行为，到底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做官后推行他的施政方针，建立他理想中的国度，这个真没法判断。
但是从孔子后人的行为来看，也还真不好说什么。
此时的大明，《三国演义》的话本销售火爆，大家对这书里的内容可谓如数家珍，而其中对吕布的评价，“三姓家奴”也是深入人心。
好吧，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百姓对吕布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很是不耻，朝廷也鼓励百姓忠君爱国。
不过魏广德受到后世影响，对至圣先师的后人颇有微词。
只是毕竟都是后世的事儿，此时当然是不能说的。
所以，他对张居正提到小皇帝朱翊钧想召衍圣公到京城支持孔庙祭祀这个事儿，并不是十分支持。
绞尽脑汁之下，总算是想起之前山东奏报的消息，此时提出正好可以阻止此事。
张居正听到魏广德说起，当代衍圣公孔尚贤正在为祖母去世守孝，就知道此时传召他进京甚为不妥。
孝道，也是儒家很重要的一部分，衍圣公当然要做表率。
“原先我并不知道有此事，若真是守孝期间，还真不能下旨传召他到京。”
张居正缓缓开口道。
“是啊，至圣先师祭祀，若是可以有衍圣公后人主持自然是最好的，可惜衍圣公在家丁忧，最近两年怕是难以成行。”
魏广德面无表情开口说道，“陛下那里，怕还要请叔大兄解释一二才好，免得惹陛下不快。”
“嗯，此事吾知道该如何做。”
张居正点头说道。
话虽如此，但张居正看着魏广德的表情，心里还是犯着嘀咕，他感觉到魏广德在听到他说起这事儿时，脸上表情可有些不对。
读书人，就算是心学门人，说起至圣先师都应该是一脸钦佩的申请，但是他在魏广德脸上看到的只有淡然。
仿佛说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家族一般。
魏广德不算读书人？
这显然不可能。
不读四书五经，科举根本无望，因为科举考的就是这个。
只要跟着老师读书，就不可能不拜祭至圣先师，说他是万世之师也并没有过奖。
他的思想，穿越几千年，影响几十上百代人，所以才有了“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赞美。
就算反对儒家之人，都不可能否认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魏广德对此事的漠视，倒是让张居正产生了别的心思。
说起来好笑，因为此时朝中正有一股暗流在涌动。
而涌动的源头，正是关于孔庙从祀牌位。
孔子是“万世师表”，历朝历代，对于祭祀孔子的孔庙都十分重视。
孔庙的格局，除了孔子本人的牌位、塑像以外，还有“从祀”者的安排。
孔庙供奉的不止孔子一人，除了亚圣孟子、孔子的弟子们之外，后世历朝历代，受到认可的“先贤大儒”，经过皇帝批准，也可以得到“从祀”的地位。
死后，名字写在牌位上，放进孔庙，永远享受香火与祭品。
孔庙从祀，就是读书人毕生荣誉的极致，这意味着他们的学识受到其他人的认可，必定是政界、学界、民间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不可。
而现在，朝中就有关于变动孔庙从祀牌位的要求。
谁有资格入孔庙从祀，往往需要一番争论，斟酌再三，多方博弈。
关键这个人还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他就是心学王阳明。
王阳明死后，冒出来许许多多王阳明的弟子，天下靠王阳明吃饭的人多了，其实后世，依靠贩卖王阳明故事混口饭吃的依然大有人在。
于是，关于王阳明能否从祀孔庙的问题，表明上来看是关于王阳明在儒学界地位影响的问题，暗地里也变成了事关许多人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王阳明尊贵了，阳明弟子才跟着尊贵，王阳明进入孔庙了，阳明心学才能真正成为“显学”。
起初，孔庙中虽有配享之人，但未成体系。
到了唐朝，在唐太宗的诏令安排下，孔庙的从祀制度，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
原先配享孔庙，得以受祭祀的，只有颜回等孔子的亲传弟子。
而唐太宗把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的牌位奉入孔庙，一下子扩大了从祀的范围，也意味着，与孔子一起接受祭祀，不再是其亲传弟子的专利。
凡是对儒家思想有贡献者，死后，都有成为“先贤”、被后世朝拜的资格。
尔后历朝历代，孔庙从祀的名单都有所增补变化。
其中王安石算是比较倒霉的，他曾短暂地获得“配享”资格，在孔庙中地位仅次于颜回与孟子，但旋即被撤出。
而到了南宋，程朱理学的几位代表人物朱熹、二程兄弟、张载、周敦颐这“五子”，也都陆续进入了从祀名单。
这样安排，无疑证明了程朱理学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宋朝的理学家们都入了孔庙，明朝的理学家们当然也要紧随其后。
隆庆年间，明初的大儒薛瑄被奉入孔庙，而到了现在，又有一部分言官提出，应该再次更新从祀名单，而变动的原因，就是希望从祀名单里增加王阳明。
这个薛瑄是什么人？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河东河津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
隆庆五年在高拱支持下，从祀孔庙。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
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
一个学说和王阳明抗衡的人已经早几年就入享孔庙，没理由创立心学的王阳明就不能。
这三个指标，成为后世衡量成就的标准。
首先说这三大标准中要求最低的“立言”，说白了就是得著书立说，作出一定的理论研究，如果入孔庙从祀，那必须对儒学思想有突出的贡献。
这一点，王阳明做到了。
他的心学理论，上承宋朝陆九渊，在程朱理学之外别开生面，是明代思想史中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
他广收弟子，即便在死后，其学术思想也能由他的弟子们继续发扬光大。
直到晚明，心学思想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
虽然一直有人说王阳明的心学源自佛家，但究其根本，王阳明心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借鉴了一些佛家和道家思想，但其思想本质属于儒家思想。
再来说“立功”，王阳明的功劳，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平定宁王叛乱。
在嘉靖朝时，王阳明甚至得封伯爵，而后继续发挥余热，总督两广，多次平定当地的叛乱。
而最后就是“立德”一项，如果按照“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要求有点过高了，只有尧舜禹汤那种传说中的君主才能达到。
不过，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论品德，王阳明也做的相当不错。
他立身极正，修身齐家，私德方面，几乎无可指摘。
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公德也可以打满分。
即便是最擅长挖人隐私的明代八卦作者们，所能找出的争议之处，也只有一点，他怕老婆。
由此看来，王阳明功勋卓著，品德无亏，还成一家之言，这水平，孔庙从祀应该理所当然才是。
但朝野上下，有关王阳明是否可以孔庙从祀，争议依旧很大，主要就集中在这个“立言”上了。
王阳明的心学，甫一出现，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当然，鉴于程朱理学的权威性与影响力，王阳明不敢直接指斥朱熹说的不对，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他认为朱熹的思想在晚年有了转变，而这个转变的趋势，就是更加倾向于心学的方向。
他以自己的理解，对朱熹的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并且宣称，你们对朱熹的理解都有错，我才是对的。
他耍这点小聪明，是在既不得罪朱熹，不背负“毁谤圣贤”的骂名，又能继续推行自己的学说，也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是，再怎么打擦边球，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永远是分歧极大，怎么也搞不到一起去。
由此，程朱理学的信徒自然是不待见“歪曲”理学的人，反对王阳明从祀就很好理解了。
只不过到现在，这种争议还没有真正进入朝堂，也就是还没有大臣上奏。
但私底下，争议不断。
而此时的张居正，自然以为魏广德是站在心学一边。
不管怎么说，心学的大本营就在江西庐山白鹿书院，魏广德家就在九江，自然和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才对。
不让孔尚贤到京，难道是怕理学的人联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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